“事实上，运用法律手段来打击传销，只是最后一道防线。我觉得还应该从加强防控着手。”邢台“8・23”大案的主审法官李依娥认为。

李依娥介绍说，直到现在，已经受到刑事处罚的部分传销人员还坚持认为自己没有违法，他们从事的是正常经济活动，是执法部门打击错了。由于经过了深层次洗脑，这些传销人员在执法人员例行检查时会出现很大的对立情绪，只要头目一声令下，就可能演变为流血冲突。

鉴于这种情况，各地在打击传销上已经改变了一些策略，变单纯的打击为打防结合。如邢台市通过加强出租房屋管理等来压缩传销人员的生存空间，让非法传销无处落脚。保定市采取了“五个一”的方法―――向居民派发执法人员联系卡，建立房屋出租等综合信息平台，用这些方式来加强监管。

“这样做有些成效，但效果不是太明显。因为城市里有着太多的拆迁房和废弃厂房，有的房屋产权不清，有的房主通过中介公司来出租房屋，并不掌握租房者的状况。”一位基层执法人员说。

越来越多的暴力抗法事件还因为很多参与传销的人员心理发生了一定扭曲。传销上线往往以介绍工作、投资考察、处男女朋友等为名诱骗下线，下线加入传销组织后，经过洗脑，过去的道德观念、价值判断、人生观都发生了转变，“迅速发财”的想法占据了他们的思想空间。一些人明知上当受骗，还诱骗他人以弥补自己损失。在发展下线上，被发展对象大都是他们的亲朋好友，最终众叛亲离。很多人被遣散多次也不愿离开传销组织，因为他们已经无法回到原居住地，无法面对亲朋好友的责难。于是许多人自暴自弃，甚至开始仇视社会，心理更为扭曲。

现有的教育遣散只是一种治标的办法，如何让传销人员重新回归社会，成为摆在政府面前的一道课题。

在李依娥看来，治理传销是一项综合系统工程。必须加强普法教育，让更多的人明白什么是直销什么是传销，全社会都来共同抵御传销可能产生的土壤。